Tuesday 19 December 2006

Stingy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vs. Generous Chinese?

On Dec. 10, 2006, a conference on the 5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as held at Peking Univ. At the conference, Mr. GU Yongjiang, the former Chief Negotiator of China's Accession Negotiation, mad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emphasis added by me):

为什么WTO谈不成?多哈会议谈不成?薄熙来同志在香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得非常精辟,这些大国如果拿出中国入世的气魄,拿出中国入世的勇气就谈成了, 确实如此。我认为谈不成的问题非常复杂,主要是这些主要的成员国太小气,贸易保护主义的成份太重了,要让欧洲取消农业补贴,让美国取消农业补贴,这比登天 还难,确实非常难,因此今后WTO谈判的路还很艰辛。

It is interesting that China criticize the US and EU for being "stingy" in WTO negotiations. While the amount involved might appear very small for a country, the subsidies are very substantial for each individual farmers. What is best for the whole country is not necessarily best for each individual citizens. Therefore,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probably can only happen in a country with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his is a price for democracy to pay.

Thursday 14 December 2006

* Ping Pong Diplomacy at the WTO?

On Nov. 10, 2006, Ambassador Sun of China invited several ambassadors from other WTO Members and top officials from the Secretariat to a Ping Pong Game at the PRC Mission to the WTO. See here for more. Another Ping Pong diplomacy?

The result of the match is:
Asians beat WTO;
WTO Beat American-Australia;
American-Australia beat Asians.
After calculating the scores the WTO Team emerged as the winner.

Isn't that how things are done in WTO negotiations?

Monday 4 December 2006

* My interview at the Economic Observer

Original text is here.


中国:WTO式熔炼
2006年12月03日 经济观察报

  文/章敬平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五周年纪念日。

  此前,一场场以“WTO”“五周年”为关键词的集会,在北京、上海诸城市高调举行。活跃在中国经济领域中的精英们,以精英的姿态,或者从实务出发,或者从理论契入,纵论被誉为“第二次开放”的入世的得与失。

  喜欢用纪念日包装卖点的新闻媒体,也不失时机地,在无声的纸张、有声的光电中,提醒与时俱进的中国人返回起点,借助历史学家的深邃,政治家的气魄,经济学家的精明,社会学家的细微,管窥中国WTO的历史。

  WTO新生:

  欠完美的“三好学生”

  WTO是一个看得见的国际性组织。

  作为该国际性组织的新成员,中国在150个学生组成的WTO学堂中,如同一个入学不过5年的新生。

  中国在WTO学堂中的表现,在“校长”拉米眼中是出色的、优秀的。2006年9月6 日,高高瘦瘦的拉米,在上海锦江酒店,在名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五周年”的峰会上,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的名义,微笑着走向鲜花烂漫的演讲台,公布了中国这个新生入世5年以来的总成绩:A+。

  时间差距将近5周年的两个表情,消融了5年前WTO对中国的怀疑,淡化了中国对 WTO的畏惧。5年,因为讲述者心情的不同,可以形容为“漫长的”或者“短暂的”。如果5年前石广生的表情,是中国带给WTO的快乐,那么5年后拉米送给中国的A+,则是WTO对中国的综合评价。

  香港大学WTO专家高树超说,拉米给中国的A+,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而非礼貌的恭维。高认为,从WTO的角度来说,拉米的评价不失公允。

  从校长的角度看,中国是个难得的“三好学生”:

  “学费交得好”。WTO会费是按照贸易量计算的。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量达到 1.4万亿美元,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贸易大国,交给WTO的会费相当惊人,早在2003年,WTO秘书处曾指出,中国交纳的会费占WTO预算的 3.155%,排在美国、德国、英国等成员方之后,名列第九;

  “学习态度好”。中国比较低调,从不主动招惹是非,即使受到挑衅也往往寻求私了。不像美国、欧盟等“高年级学生”,贸易量大,会费交的多,要求更多,恨不得把WTO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或欧盟贸易专员公署驻日内瓦办事处,让拉米这个WTO总干事很头疼;

  “作业做得好”。中国在履行WTO承诺上,做得比较好,布置的“作业”基本按期完成,甚至还时有提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是衡量一个国家市场开放度的标志。去年,中国将绝大多数产品的关税,依照承诺削减到位,平均关税水平从加入WTO 前的15.3%逐步降到9.9%。前年夏天,商务部实施了《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标志着中国提前半年兑现了有关外贸权的承诺。

  “校长”满意,绝大多数“同学”满意,中国对自己的表现也满意。但是,在坚持以国家利益考虑的完美主义者看来,中国在“WTO学堂”中的表现还不是那么完美。

  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倾向于考虑出身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同学”的利益。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加入了G20,并声称坚决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高树超认为,中国的实际利益同发展中国家大不相同,应该采取更加务实的谈判策略,而不应拘泥于意识形态。

  中国在与高年级“同学”发生矛盾时,偏向于委曲求全、息事宁人。尤其是“入学”之初,在几个被诉案件中,中国宁愿放弃部分经济利益,但求不做被告。高树超认为,是否胜诉无所谓,关键是国家利益是否得以维护。因此,如果舍国家利益来换取所谓和平,虽胜而无功;反之,以国家利益为重,虽败犹荣。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中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态度逐渐转变。今年,在欧美就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问题在WTO提出磋商后,中国并未急于“私了”,而是耐心等待专家组成立。从现在的情形看,中国在此案中似乎有以WTO争端解决机制同欧美周旋的意志和底气。

  WTO五年:虚惊一场

  WTO不仅是一个看得见的国际性的组织,还是一个看不见的全球化的象征。成为WTO成员之于中国的价值,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全球化,还是中国化,抑或西方化?

  5年前,这些命题的提出,本身就烛照出部分中国人在WTO议题之上的惶恐和不安。有人对WTO后的中国会不会在全球化中丧权辱国心存芥蒂,也有人担心中国不仅不能由“蛹”变“蝶”,反而会由“龙”化“鱼”。

  2001年冬天,在多哈举起酒杯转身向右的石广生,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各个不同的报告厅,向离退休官员,向党外人士,向同意或者不同意中国入世的人们,宣讲中国入世的意义,描摹“蝶变”后的可能的美丽。报告会的内容,被录制成VCD光盘,用作包括基层党员在内的干部学习材料。

  但是,思想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被统一的怪物。无论中国领导人和石广生们如何“布”WTO的“道”,怎么讲中国和世界的“双赢”,依然有人认为入世牺牲了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龙”存在着蜕化为“鱼”的危险。其时,甚至有人指责中国谈判代表“拍着胸脯欺骗国人”。

  更多的反对入世者,或者担心WTO之后会导致中国丧失某些主权,沦为跨国公司和西方大国的经济殖民地,或者忧虑入世后关税的降低,市场的开放,会冲垮中国部分行业的堤坝。

  回望5年,几乎所有的担心都是虚惊。即使反对者,面孔上曾经的阴霾和紧锁的眉头,亦已随入世的收益而渐次舒展。毕竟,他们看到的是“蝶变”的进化,而非由“龙”化“鱼”的倒退。

  政治上,WTO像注入中国血液中的催化剂,使得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的历史进程,一如入世后的铁路,一再提速。不妨设想,没有WTO对商业规则的要求,我们怎么可能在4年的过渡期内,清理并修订约3000部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如果不是为了兑现中国对WTO的承诺,中国高级官员怎么能将外商草拟的“直销法”的文本,摆上自己的办公桌?假设WTO不曾撑大中国的门缝,“政务超市”怎会成为大小城市的新景观?没有WTO后国门洞开外商涌进,中国企业怎么会走出去,张恩照又怎么会在一场海外的经济诉讼中露出马脚?离开WTO化的时代背景,法治政府的时间表哪能走得如此高效,行政许可法又怎能如此迅速地出台?

  经济上,WTO像一张无所不在的网,像苏州、杭州的刺绣工坊,协助中国织出了一张自由化的经济锦缎。全球畅销书《凌志车和橄榄树》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说,经济全球化浪潮是一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浪潮。21世纪的中国,只能思量以什么样的方式拥抱全球化,而非是否参与全球化。就像上个世纪的印度和墨西哥,他们曾经决绝地否定WTO化。但相信WTO化等同于洪水猛兽的他们,最终还是申购了WTO的“车票”。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已经开出,要不,你跻身这趟时代列车;要不,你就赶不上趟!正是在WTO的促动下,中国的经济类媒体才会喊出 “商业改变中国”的口号;正是在WTO布置的舞台中,浙江的私营企业主才将“私有财产入宪”的梦想变成现实;正是在WTO的鼓噪下,不是科学家的柳传志才有机会走出中科院,让联想冲进美国,并在那片陌生的土地屡屡掀起属于Lenovo的风暴。

  文化上,WTO如同一枚套在中国文化心灵上的魔戒,刺激着那些千百年受制于帝制和儒家的单一思维。尽管文化领域我们依然缺乏想像,但WTO架构中的诸多协定还是无所顾忌地席卷了文化产业的大部分领域。一个《服务贸易总协定》,一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两大法律政策文本在中国传统的缺乏想像的领域,刮起了暴风雨。哈里波特与孙悟空同舞,丰富了中国少儿的幸福童年;由好莱坞包装的 “泰坦尼克号”,承载着“爱”和“自由”,深入中国人的心海。《时代》封面上的章子怡,则如盛世下西洋的郑和,将中国符号输出到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文化上的多元,当然不止于这些眼见所及。还有,当国家版权局推动成立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试图对全国卡拉OK厅收取MTV版权费用的时候,一些城市的文化商人公然说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综观中国WTO的5年实践,WTO之于中国的正面意义,业已不证自明。官方在5年前宣称的“以开放促改革”的理由,已如千叶桃花飘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苏州的渣打银行分支机构的咨询台上,在将家底彻底亮相的国企海外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在农民将WTO说成农民协会为什么要成立的眼神中,一切正在改变。

  蓦然回首,正在改变的短短5年的中国历史,已让当年反对者的理由沦为无稽之谈。中国没有丧失主权,也没有沦为经济殖民地。香港大学WTO专家高树超说,反对源自对WTO规则的误解。以国际社会一直担心的法律主权让渡为例。在WTO今年初对中国所作的贸易政策审议中,他们列出了200多部主要法律法规。看上去数量很大,但是清理哪些法规、如何清理、何时清理,都是中国政府自行决定的。其实,WTO的许多规则都只是规定了一个最终要达到的结果,至于如何达到这个结果,中国有权自行决定!

  WTO宪章:未来快乐与忧伤的源头

  WTO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是全球化的象征,还是一部规约中国经济生活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宪章。

  2006年11月24日,浙江通领科技集团董事长陈伍胜,操着浓重的方言,在中华世纪坛地下一层的一个俱乐部里,与一干新闻记者分享他在美国打赢知识产权官司的痛苦与快乐。

  与会记者称,他的痛苦与快乐的源头都是WTO。WTO像一部宪章,正一步步推动中国融入全球。2008年之前,WTO规则对中国经济生活的宪章意义,还是宣示性的,过渡性的。3年后的中国,WTO的各项协定,都具有了经济宪章的性质,惟有遵守,别无他途。未来中国人的生活,都将烙上WTO宪章的印记。

  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WTO的色彩将愈发浓厚。WTO与中国的约定,会具体而微地化为一个巨大无比的经济组织与每一个中国人的约定。中国作为WTO成员的快乐,也将是普通中国人的快乐。对于有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中国消费者,偶然或者经常购买奢侈品的快乐,将不再可望而不可及。相中中国市场的奢侈品牌,一遇WTO的春风化雨,就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满足买家们刚刚被撩拨起来的物欲。由于中国消费者乐于效仿欧洲的精致生活,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新的奢华风潮》的报告中言之凿凿,“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奢侈品仍将主导奢侈品业。”

  同样,中国作为WTO成员的忧伤,也将是每个普通中国人的忧伤。美国人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迄今尚未达成共识的事关农产品的系列谈判,不仅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谈判代表感到头痛,还会影响到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多哈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中国谈判代表的名字,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悲欢离合,将与谈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的报告,美国违反WTO规定对其棉农实行补贴,导致中国72万棉农失业。

  曾经的忧虑依然未消。

  以农业为例,当下中国已经成了小麦、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的头号进口国,虽说因国内歉收等原因使得这些进口对农民、农村、农业和中国的冲击一时尚未显山露水,但未来的确不知祸福。

  还有制造业和服务业。

  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面临不愉快的贸易摩擦。WTO信奉自由贸易,信奉经济一体化。可是,无障碍的自由贸易迄今仍然是尚未实现的人类理想。贸易代表们真正在乎的仍然是本国经济利益,而非抽象的自由贸易原则。入世5年之后的中国人开始发问:中海油并购美国的
优尼科石油公司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课堂上讲的自由贸易精神,在现实中却被贸易保护主义搞得焦头烂额?但高树超回答说:“曼德尔森们没有错,错的是我们。”

  今天,当中国人民站在2006这个时点上,回眸百年现代史上的中国与世界,遥想那些用炮舰往返于远东与欧洲的日子,回忆中国与WTO,与WTO的前身GATT(关贸总协定)的两次握手,聪明的中国人或许会为1946年国民政府首席代表金问泗与GATT的亲密接触而叹惋,会为1986年执政党派出的代表小心翼翼地“叩关”而唏嘘。历史尚未冷却的体温,反复暗示中国,只有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方能引领中国开创经济版图的新时代,才有可能在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赢得主动。

  WTO及其成员中的大多数,都会认为未来的中国对WTO的信仰或可比现在更加坚定。面对课堂是课堂,市场是市场的现实,在利害权衡的古老信条前,非但不会动摇中国的自由贸易原则,更会增进中国人的自由贸易意识。WTO宪章下生活的中国人,将变得越发理性和宽容。中国最终会发现,WTO宪章将成为经济生活的一种信仰,WTO终将点燃商业文明的火光,放大“蛹”化“蝶”的美丽,让“龙”借助自由贸易的支点,腾跃升空。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Saturday 2 December 2006

* China in the WTO: 5 years after...

世贸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世界

评中国入世五周年

高树超

香港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世贸组织秘书处前顾问

载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612月号

20011111,在西亚小国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WTO第四次部长会议上,会议主席一槌定音,宣告中国在为时15年的艰苦谈判后,终于修成正果,被接纳为被称为“经贸联合国”的WTO的成员。

五年后的今天,中国入世的槌声如犹在耳,但情势已是大不相同。入世究竟给中国、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笔者认为,入世不仅改变了中国,更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来改变世界。

履行承诺堪为表率

中国入世之时,在举凡工业制成品、农产品之关税、服务市场开放、贸易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做出了繁复的承诺。由于这些承诺相当严苛,许多人都怀疑中国究竟是否可以顺利履行这些承诺,而激烈如章家敦者,在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更预言入世将导致中国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并最终全面崩溃。但是入世以来的事实表明,冲击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具体到各个行业来说,原因如下:

对于农业,中国地狭人稠,在土地密集型的作物(比如谷物等)上并不占优势。入世以来,中国大量进口农产品,如今已是小麦、大豆、棉花等农产品的头号进口国,但是这些进口对于国内的冲击并不明显。具体原因一是国内近年来几次歉收造成国内产量减少,农民收入不降反升;二是政府在入世时对于一些农产品都保留了一定时期的关税配额的限制,配额外的农产品进口被课以高关税,从而缓解了冲击;三是政府的调控措施,比如取消农业税、鼓励农民发展劳力密集型的经济作物等起了作用;四是国内消费市场和加工业本身的需求也大,使得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都有足够增长空间。比如纺织业对于棉花的需求,就使得政府几次主动提高棉花的进口配额,并降低配额外关税。

对于制造业,由于中国固有的低廉劳动力、原材料等优势,以及中国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不断增大。许多国外厂商为打入中国市场,遂将许多入世前需进口的产品从国外生产、出口中国变为中国生产、中国销售甚至出口国外。比如入世前对于汽车业忧虑较多,认为汽车关税的降低会导致进口增加,但现在大部分汽车生产商转而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所以冲击并不明显。

对于服务业,外国服务提供者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经验,确实对国内产业造成了一定冲击。但是有几个原因减缓了冲击,一是中国国内市场庞大,外国企业无法一蹴而就,只能先从主要市场开始,逐步推进,所以对于大部分市场的冲击并不大;二是中国在入世承诺中还保留了一些限制,或者由于外国企业本身对于市场不熟悉,出于自身的考虑,将自己的服务定位于同国内企业不同的板块。比如法律服务业,外国律所无法涉足与中国国内法律有关的业务,从而保留了国内律所的利润空间;三是国内部委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了一些原来很棘手的问题。比如通过把国企海外上市,将它们的债权间接转换成股权,把包袱转给全球股民,从而解决了困扰已久的坏账问题。

今年4月份,WTO对中国进行入世后首次贸易政策审议,认为从总体来说,中国已经履行了其大部分入世承诺: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品关税已为发展中国家最低的水平,而农产品关税也要远远低于其它大部分国家。有鉴于此,WTO总干事拉米在9月访华时,也为中国入世以来的表现打了一个A+的分数,认为中国履行承诺的成绩有目共睹,堪为WTO各国的表率。

从“与国际接轨”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论者在言及中国入世所带来的影响时,多侧重于以上所谈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层面的影响,即入世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如何影响世界。在这方面,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入世以来,中国对于WTO规则日渐熟悉。从被动接受WTO规则,变为利用WTO的相关规则,积极维护国家利益,逐步实现从“与国际接轨”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转变。这主要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

从国内层面来说,中国入世以后,开始频繁运用以反倾销措施为主的贸易保障措施,以维护国内企业的利益。按照WTO规定,只要一国产品出口到另一国的价格低于其在本国销售的价格,并对进口国的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就可以被认定为倾销并被课以反倾销税。由于中国人均收入较低,外国产品出口到中国,多以低价销售,这就给国内厂商提起反倾销申请提供了可乘之机。从入世至今,中国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的能力日渐娴熟,已经跃升为发起贸易救济措施最多的国家之一。以反倾销为例,按照WTO10月底发布的数据,从去年7月至今年6月,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目居世界第三位,而其征收的反倾销税数目则仅次于欧盟而居第二位。

除了在国内对外国进口产品采取“防守性”的贸易救济措施之外,中国政府还从2002年开始,由商务部每年发布《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该报告仿效美国自1994年开始公布的《外国贸易壁垒报告》以及日本自1998年开始的《对主要贸易伙伴不符合WTO规则的贸易政策的报告》,由商务部收集并详细评述外国政府所采取的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和产品出口的贸易和投资壁垒,提醒相关企业注意,对情节严重者更由商务部及驻外使团通过相关途径加以交涉,务求外国政府改正有关措施。与此配套,中国还从2002年开始,实行对外贸易壁垒调查制度。按照该制度,国内产业可就在他国遇到的贸易壁垒,向商务部提出调查申请。商务部经过调查,如认定贸易壁垒存在,可通过双边磋商、启动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予以解决。2004年,由于日本拒绝中国紫菜进入其市场,江苏省紫菜协会向商务部提出迄今为止首起也是唯一一起贸易壁垒调查申请。商务部调查后认定贸易壁垒存在,并就此与日本进行磋商,终于使日本取消了对于中国紫菜进口的限制。此役可以说是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所采取的“进攻性”措施的一个重大胜利。

中国如何改变世界?

在国际层面,中国也通过积极运用WTO规则,确立其影响。作为WTO成员,中国的主要权利一是运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一是参与WTO多边贸易谈判。就前者而言,中国在入世前,就深受各国对其提起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之苦。因此,中国入世之初,即参与了针对美国钢铁保障措施的诉讼,并大获全胜。但是在此案后,尽管中国仍是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的头号受害国,却再也没有起诉过其他任何国家。此外,在中国入世之前,许多论者认为,由于中国贸易体制问题重重,因此其入世之后,许多国家将纷纷起诉中国,并使WTO争端解决机制不堪重负。但是,入世以后,中国被诉的案件却寥寥无几。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中国入世承诺大多分阶段在5年过渡期内逐步履行。因此,与其投诉有关贸易措施,不如静候承诺履行来的有效。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高层对于被迫在WTO应诉心怀恐惧,认为作为被告有损国家和个人体面,往往宁愿放弃部分利益,但求无讼。截至今年初,中国在WTO被正式起诉一次,即2004年美国提起的半导体增值税退税案。为了息事宁人,中国在此案提起后不久,专家组尚未成立时,就同意美国要求,美国遂撤诉。此外,在另两个案件,即欧盟提起的焦炭出口限制案和美国提起的未漂白牛皮箱纸板反倾销案中,中国也是委曲求全,答应欧美要求,从而避免了它们在WTO提起正式诉讼。笔者认为,这种态度并不可取。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整个趋势来看,一国贸易量越大,产生贸易摩擦,并进而被诉的机会也越大。中国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频频被诉本不足为奇。就以欧美而言,它们在WTO被诉次数最多,败诉的案子也最多,但这并没有动摇它们作为WTO最重要成员的地位和作用。它们的经验表明,是否胜诉并无所谓,关键是国家利益是否得以维护。因此,如果舍弃国家利益来换取所谓和平,虽胜而无功;反之,以国家利益为重,虽败而犹荣。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中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态度似有逐渐转变。商务部条法司尚明司长在今年9月一次讲话中,就提出中国“应当逐渐适应使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今年4月,在欧美就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问题在WTO提出磋商后,中国并没有急于“私了”,而是耐心等待专家组成立。从现在的情形看,中国在此案中似乎有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同欧美周旋到底的决心。若果如此,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倒是一件好事。

就多边贸易谈判而言,中国的参与极为有限。以笔者所见,中国在WTO各委员会的参与,以观察为主,很少就实质性问题提出提案。在香港部长会议之后,WTO由于各成员对于农业补贴、服务业开放等问题无法达成一致,遂于7月决定暂停谈判。近期欧美为重启谈判,纷纷要求中国发挥其在WTO的领袖作用。去年WTO部长会议在港召开,一些专家鼓吹中国充当所谓“发展中国家领头羊”的论调也甚嚣尘上。在笔者看来,这些高论罔顾现实,只图逞一时之快,实在是“清谈误国”的最好例证。首先,充任发展中国家领袖并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由于中国是在WTO成立6年之后才加入的,因此其所作承诺要远远超出大部分成员在上一轮谈判,即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所作的承诺。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履行这些承诺而不是再做新的承诺。但是如果中国贸然担负起领袖重任,将使得中国在15年的入世谈判之后,再次成为众矢之的,无异于鼓励其他成员要求中国做出更多承诺。其次,中国并没有足够经验,可以在WTO领袖群伦。即使算上中国入世的经历,中国在WTO的参与历史也远远不及印度、巴西等传统发展中国家领袖。虽说近年来中国国内关于WTO的书籍文章不计其数,但是这些大都是介绍性或描述性的,缺乏深入分析。一般来说,一国公民在WTO秘书处任职的人数,要同该国对WTO研究的实力成正比。笔者2002年初到WTO时,整个秘书处只有一名中国籍职员。而今,中国籍职员也不过六人,还不到整个秘书处人数的1%,与中国所占超过世界贸易总额8%的贸易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此外,今年初,WTO上诉机构成员、来自澳洲的John Lockhart突然病故,中国政府经过考虑,决定推选前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张月姣和复旦大学教授董世忠作为候选人。同时非洲几国也各自推选了候选人,最终WTO争端解决机构决定任命来自南非的David Unterhalter教授。平心而论,两位中国候选人在学术上并不比Unterhalter教授逊色许多,他们在同秘书处有关官员面谈时表现也很出色,但他们的不足之处,是从没有任何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战经验。尽管中国曾前后推荐过五名专家列入WTO专家组指示性名单,迄今却没有任何中国公民曾出任WTO争端解决专家组成员。但同为WTO成员的香港,却有数名官员曾多次参与WTO专家组。其中曾任香港驻关贸总协定常驻代表的简德伦,更拥有全世界出任专家组成员最多的傲人纪录。依笔者之见,如果中国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象支持陈冯富珍出掌世界卫生组织一样推选简德伦争取上诉机构的职位,那么此次应如探囊取物。第三,即使中国有能力担当发展中国家领袖的重任,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会愿意服从中国的领导。这从中国入世前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些端倪。在中国入世的关键时刻,对中国要价最狠,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同中国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并不是发达国家,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墨西哥。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很好理解。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出口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因此,中国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在2005WTO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失效前,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生产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会,并签署所谓“纺织品和服装产品公平贸易宣言”,要求WTO将纺织品和服装协定再延长三年,以限制中国纺织品对他们本国产业的冲击。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应该正视其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现实,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合理制定其在WTO的谈判策略。在笔者看来,中国政府口口声声坚持自己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并加入在WTO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二十国集团”,其实是作茧自缚。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利益,实际上要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南辕北辙。就拿农业补贴问题来说,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农产品出口为主,为了扩大其国际市场份额,自然要求发达国家削减补贴。但是中国不但很少出口农产品,更是许多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因此,削减农业补贴,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提高,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此外,发展中国家大多反对将贸易便利化纳入WTO的谈判日程,但由于中国出口量大,因此简化通关程序,推广“一站式服务”和“单一窗口通关制度”实际上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笔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WTO地位尴尬,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参与联合国,形成思维定势,认为WTO是同联合国一样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组织。但实际上,WTO更多的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且WTO不象联合国那样以票数多少作决定,而是采取“共识”为决策制度。一国在WTO的地位,归根到底还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所以,中国若想在WTO发挥影响,踏踏实实发展经济而不是四处拉拢发展中国家才是正途。